研究发展现代林业与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，首先要探讨一下生态文明的发展历程和其基本内涵。

      生态文明的发展历程。人类诞生以来，大体经历了采猎文明、农耕文明、工业文明三个阶段。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进，可以说都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：一是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，二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和改造能力的不断提高。进入工业文明后，由于机器的广泛应用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和改造能力空前提高，“征服”和“主宰”自然的思想随之占据统治地位。人类这种盲目自大的行为结果，就是对自然的无穷掠夺和肆意破坏，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，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，走向了人类“征服”和“主宰”自然初衷的反面。这一背道而驰的结果，引发了人类对工业文明“缺陷”的深刻反思。革命导师站到了这一思考的前列，马克思在《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批判黑格尔时指出：“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的方面，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。”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说：“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，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。”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，这种反思达到了高潮，实现了飞跃，最具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是“三本书籍”和“三个会议”。

      “三本书籍”——《寂静的春天》、《增长的极限》、《我们共同的未来》。1962年，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·卡逊出版了《寂静的春天》。她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诗人般的炽热情感，生动揭露和深入分析了滥用农药带来的生态破坏。书中指出，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，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，生态环境问题如不解决，人类将生活在“幸福的坟墓”之中。该书一问世就产生了轰动，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生态论战，带来了全球生态环保意识的觉醒。《寂静的春天》因此被公认为宣传维护生态平衡、推动环境保护的划时代经典之作。1972年，罗马俱乐部发表了《增长的极限》的报告，再次震动了世界。报告认为，人口增长、粮食生产、工业发展、资源消耗、环境污染这五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呈指数增长，如果这种快速增长模式继续下去，地球的支撑力将会达到极限，世界将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。由于该报告高举生态保护大旗，后来被奉为“绿色生态运动的圣经”。1987年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《我们共同的未来》的报告。报告深刻检讨了“唯经济发展”理念的弊端，全面论述了20世纪人类面临的和平、发展、环境三大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，并提出将它们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目标来追求，这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第一个国际文献。

      “三个会议”——人类环境大会、环境与发展大会、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。1972年6月，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“人类环境会议”。这是世界各国共同探讨全球生态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，经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，会议形成并发表了《人类环境宣言》。会后，西方国家积极行动起来，开始对生态环境进行认真治理，标志着人类从理念反思走向了实际行动。1992年6月，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“环境与发展大会”。会议把生态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，深入讨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，正式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，通过了《21世纪议程》、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、《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》等，这是人类走出工业文明困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步骤。2002年8月，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了“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”。会议的宗旨是促进各国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上采取实际行动，强调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、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。会议产生了《行动计划》和《政治宣言》两项重要成果，这是人类社会迈向生态文明的具体体现。

      对工业文明发展困境的反思，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。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后，我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制定了国家级《21世纪议程》，构筑了一个综合的、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，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指导性文件。进入21世纪，我们党和政府对中国走什么样的工业化、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更加清晰。改革开放30年来，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，GDP从1978年的2165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3.28万亿美元，年均增长9.8%，但这是靠拼资源、拼消耗、拼环境换来的财富。比如，2006年我国GDP为2.7万亿美元，占世界GDP总量的5.5%，能源消耗却占到世界的15%，钢材消耗占世界的30%，水泥消耗占世界的54%。与此同时，我国的资源严重不足。在资源总量上，我国石油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1.8%，天然气占0.7%，铁矿石约占9%，铜矿低于5%，铝土矿不足2%。在资源人均占有上，我国人均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/2，人均耕地资源、草地面积约为1/3，人均淡水资源、森林面积不足1/4，人均石油占有量仅为1/10。这些都说明，中国必须走新型的经济增长道路，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。

      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以战略的思维和世界的眼光，给出了科学的答案，作出了英明的决策。2003年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“以人为本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”，要求以此来统领改革发展的各项事业，指导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。这标志着，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走文明发展道路的行动纲领，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根本指针。2007年，党的十七大又提出“建设生态文明，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、增长方式、消费模式”，并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新要求、新任务。这标志着，生态文明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追求。

      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。自生态文明提出以来，人们对它的内涵进行了广泛的探讨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认识，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视角和两种文明维度。两种理论视角：一种是自然生态系统的视角，它把人及其社会系统看成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，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。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，它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出发，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。两种文明维度：一是从文明发展的历史形态上，把生态文明理解为是继采猎文明、农耕文明、工业文明之后一种新的文明形态。二是从文明构成的成分上，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与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、政治文明并列的一种新的文明成分。

      尽管对生态文明存在着两种理论视角和两种文明维度的认识差异，但也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：生态文明，是对当代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践反思和理论应答，是寻求解决工业文明困境所进行的一种文明建设活动，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又一种新的形态或新的成分。生态文明，要以促进人与自然、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为核心，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，以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化为手段，以人的思维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为精神动力。生态文明，主要由物质性、精神性和制度性内容组成。物质性内容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化改造及其成果，精神性内容包括与生态文明要求相适应的精神和文化成果，制度性内容包括有效调控影响人与自然、人与人关系的制度成果。生态文明，强调人的自觉和自律，强调人与自然的共处共融、相互促进，既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，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，而且人与自然和谐是人与人和谐的基础和前提。

      基于上述基本共识，我们可以把生态文明定义为：生态文明是指人类自觉遵循自然、社会和经济规律，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过程中，通过采取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，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、人与人关系所取得的物质、精神、制度成果的总和。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理念、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，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境界。就其具体内容来说，生态文明应该包括生态物质文明、生态道德文明、生态行为文明、生态制度文明、生态文化文明等方面。

      生态物质文明。生态文明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，还是一种文明成分，都要有高度发达的生态物质文明做基础。生态物质文明主要包括良好的生态环境、充足的生态产品，以及发达的循环经济、充裕的物质财富等。它们既是生态文明的具体体现，也是衡量生态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。建设生态物质文明，要求大力植树造林、加强生态建设，实现国家生态良好；要求大力发展森林资源，持续提供充足的生态产品，满足社会和人们的生态需求；要求大力发展林业产业，全面增加林产品、生物质资源和能源等可再生产品的供给，促进循环经济、低碳经济的发展。

      生态道德文明。生态道德是关于人们对待生物和非生物环境所持有的态度、原则和行为规范。在工业文明的伦理道德中，人是世界上唯一的主体，自然和其他生命只是人的对象。这一伦理道德带来的结果是：人类作为主体，对自然肆无忌惮的占有和掠夺，可以心安理得；自然作为对象，被人类无限的征服和改造，视为理所当然。这是导致工业文明陷入困境的根源。生态文明的伦理道德中，不仅人是主体，自然也是主体；不仅人有价值，其他生命也有价值，人类对自然、对其他生命承担着道德义务。人们在谋求物质利益和享受幸福的过程中，不能逾越自然的允许范围，不能超过生态的承载能力，不能忽视其他生命的生存需要。

      生态行为文明。生态文明不仅是一种思想和观念，更是一种体现在社会行为中的过程。罗曼·罗兰说过：“善良不是学问，而是行为。”因此说，生态行为文明是生态文明最为重要的内容。如果没有生态行为文明，生态文明的很多美好的表征都无法展现出来。建设生态文明，要求人类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，将政治行为、经济行为、生活行为规范和限制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范围内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。每一个公民、每一个团体、每一个政府、每一个国家，都要承担起保护生态的责任和义务。一旦生态受到破坏，都要积极行动起来，自觉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，共同呵护人类的“地球家园”。

      生态制度文明。生态文明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、节约资源能源的政治制度和法规体系，用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，确保整个社会走生产发展、生活富裕、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。其中，最重要的是健全和完善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制体系，重点是要突出强制性生态技术、生态标准法制的地位和作用。建设生态文明，要求人类选择有利于生态安全的经济发展方式，建设有利于生态安全的产业结构，建立有利于生态安全的制度体系，逐步形成促进生态建设、维护生态安全的良性运转机制，使经济社会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，又对后代人的需求不构成危害，实现生态权利的代际公平。

      生态文化文明。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具有一致性，是生态文化的重要源泉和主要内容。儒家主张“天人合一”，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。认为天地万物有其内在价值，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，体现了博爱的人文关怀。正如《中庸》里说:“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道家提出“道法自然”，主张人要以崇尚自然、效法天地作为行为的基本皈依。强调人要顺应自然，达到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境界。庄子把物中有我，我中有物，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“物化”。这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，与现代生态伦理相合。佛家认为“众生平等”，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。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，把“勿杀生”奉为“五戒”之首，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这些智慧，正是解决生态危机、超越工业文明、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。1988年，7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，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。